[摘要] 在历年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房价一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两会记者会时也明确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
年收入10万元是休闲门槛
忙碌的城市总有一些共同点：外来人口多、快餐店多、交通便利、物流兴旺、城强民富、跳槽现象频繁、品牌消费流行、交通事故多、排队多、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堪忧等等。而闲暇的城市却各有各的姿态：一张八仙桌，一壶浓绿茶，树阴下、门庭间，麻将、棋牌，是很多南方家庭居家旅行的必备单品，哪怕吃吃喝喝都是工作的状态。慢节奏的生活，不等同于游手好闲，当然也未必就是“有闲有钱”。
根据“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数据显示，休闲时间较少，也就是最为忙碌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半岛、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这些地区也是当前经济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
从这个分布看，闲暇经济研究中的“闲钱悖论”(有闲和有钱不能得兼、收入高的地区通常休闲时间少)表现得较为明显。尤其，人均收入处于国内顶端的北、上、广的休闲时间在所有343个受访城镇中的排名十分惹眼：北京的休闲时间排239位，上海排177位，成为中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广州的表现勉强及格，排第95位，成为在休闲和收入上较为均衡的城市之一。
休闲，是对工作的替代，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用收入来购买。在收入水平没有越过“休闲门槛”之前，在社保水平没有达到“休闲安全线”之前，人们无法实现“有闲有钱”的和谐状态。人们只能牺牲收入去换取休闲，或是靠减少休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次调查证明，年收入10万元大概是收入上的“休闲门槛”所在：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中，12.01%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在1～2个之间的比例；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人群中，只有5.87%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在2～3个之间的比例，休闲时间在3以上的高达33.87%。
本次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国人依然处在“闲钱悖论”的挣扎之中，并无法保证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闲暇。
如何摆脱这种挣扎，如何实现自由和快乐。闲暇经济理论指出：，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来配套，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营造优良的制度氛围、提高国民的消费动力、激发原创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此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活水之源；第三，学会工作，更要学会休闲、学会生活。
“闲暇经济”将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导，成为“生活引领经济、自由激发创新”的新经济形式。这种新经济的表率，就是遥远而美丽的北欧地区。该地区是世界上收入的国家群，北欧五国的人均收入在最近20年稳居全球的前二十名，同时，北欧人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也走在全球的最前列。这是一个典型的“有闲有钱”的社会。北欧人用更少的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玩得更多，挣得更多。
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够充分，但更让人遗憾的是在闲暇时间内的休闲安排。
调查显示，国人最热衷的休闲活动是“看电视”和“上网”，这两项选择并不受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表现出稳定性和全民性。同时，体育健身、学习培训、社交娱乐的从事比例很小。被动而消极的休闲活动，占据了国民大多时间，大众休闲时代仍未到来。
看电视和上网这类活动，在闲暇经济学研究里，都算是相对被动型的休闲活动。而当一个社会休闲活动单一，且多是从事这种被动型的休闲活动，不利于提高从事者的效率，不利于激发创新思维时，我们通常认为，大家患上了“休闲病”。
如果说这几十年，中国人激发出了无穷的工作热情，学会了如何工作、如何挣钱的话，那么现在，或许已经到了该学会如何玩，如何花钱的时候了。有一种说法是，不会玩的人，就不会学，这是闲暇经济研究的一个真理性命题所在。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
从2006年关注幸福感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和央视财经频道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一起走过了6年的时间。“老百姓从来不用GDP来衡量幸福。”2012年，对比6年的数据积累，胡大源告诉记者“与老百姓幸福感最密切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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