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漫长的广东惠州东海岸，近年来掀起旅游地产开发热潮，规划要建成为中国的“马尔代夫”。遍布海岸沿线的十多个超级度假、旅游大盘，在今年7、8月进入集中入市期。
在天津举办的津南新城发展论坛上，任志强提出中国工业用地的总量远大于城镇建成区的总量。工业园区却有很多的闲置，造成土地的浪费。这种土地供应的失衡直接提高了住宅用地的价格，从而影响了房价。
任志强还在其博客中详细阐述了土地供应结构失衡给住宅供应造成的影响：制约着市场自我调节供给能力的原料土地，被政府严格地垄断着。从数量、价格到供给方式都在任由政府的行政意愿而波动。关紧土地的闸门与价高者得，让土地变成了稀缺资源并天价频出，从而改变了社会与民众的预期，让商品房变成了的投资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商品房的价格。
当政府拒绝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平衡供求关系时，就只好用限购的方式来抑制需求了。但发展市场不是为了解决和改善民众的住房需求吗？限制又如何能释放这些需求呢？限制的结果必然是对市场和居民住房改善需求的打击和伤害。
在以GDP为干部提升考核标准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用地始终被排在国防、工业与生产用地的后面。无条件的服从于军事的需要、服从于工业的需要、服从于市政设施的需要、服从于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甚至要服从于旅游设施建设的需要。“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从历史的过去延续到改革后的今天。
从美、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其工业供地的数量都远少于城镇居住用地，一般均在1:3到1:5之间。而中国工业用地的总量却远远大于城镇建成区的总量，于是在土地本来就稀缺的中国，更突出了居住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不管是用保障房还是用商品房来解决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都无法让城镇住房实现每户家庭至少对应有一套成套住宅的要求。
如果本来就未解决土地的制约问题，再用资本市场的不开放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用银行信贷限制了居民的购买能力、用户籍制度限制人才的流动和公民迁徙的权利，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又如何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呢？
另外按照北京中原地产的统计，截止26日，北京土地市场公开出让的129块土地中，工业用地为60块，占用的土地面积为5877912平米，占全市供应的土地面积的53.5%。近年来首次超过了住宅占用的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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